揭秘汪东兴回忆录中的101：关于“迫切想当国家主席”的背后隐情

自1970年春季起，林彪示意他人编纂《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意图全面扭曲党的历史，夸大其词地赞誉林彪，进而为其篡党夺权的行为营造声势。在庐山举行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中，林彪一派密谋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修订宪法之机，企图促成林彪出任国家主席的私欲。

1970年8月18日午后2时，我有幸陪同毛主席乘坐专列，自杭州启程，前往江西庐山，以参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翌日，即8月19日，我们抵达九江市。在九江市短暂停留后，我们换乘汽车，当天傍晚便登上了庐山。在此期间，8月19日至21日，毛主席在庐山潜心阅读，并得以休憩。

毛泽东与汪东兴

自19日起，我便全身心投入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筹备工作中。8月22日的午后两点，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内，召开了一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人均出席了此次会议。我有幸列席并负责记录。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并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具体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程包括两项：一是对即将提交四届全国人大审议的新宪法草案进行讨论与修订；二是研讨国民经济的年度规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中，毛主席提议，增添一项议题，即对当前形势进行深入探讨。

毛主席曾言：“在探讨修订宪法、规划未来议题之外，我们还应纳入形势分析这一议题。据我所了解，大家对形势分析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康生接着补充：“关于宪法修订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许久，宪法委员会亦已召开了首次会议。此刻，全国上下正热议宪法修订草案。”毛泽东同志随即说道。

主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已可呈阅各位。然而，大家更为关注的焦点无疑是当前的形势问题。”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人均赞同毛主席的见解，并提出由毛主席亲自阐述形势问题。

“那便请你们二人一同商议，达成共识吧！”

周总理继续就计划问题展开讨论。他指出：“自今年召开计划会议以来，效果显著，进展迅速。五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生产效率得到了一定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有所增强。”毛主席接着说：“之前关于下放的议题（即中央将部分管理经济、企业的权力，以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至地方——作者注）虽已提出，但实际上地方尚未深入理解下放的实质，解释也不够清晰。这次的计划会议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

周总理继续阐述道：“各省、市、自治区不仅农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了显著发展；而且目前工业形势亦呈现良好态势。今年计划的完成情况与原先预期相去不远，尽管文化大革命初期两年间有所下滑。”周总理的这一表述意在说明，1970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已基本实现了“三五”计划的既定目标。

毛泽东指出：“自国家解放以来，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随之产生了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挑战。在解放前，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但我们并未察觉。在蒋介石的统治时期，我们不清楚煤炭是否需要南运，粮食是否需北调？显然，我们需要逐步解决这一问题。如今，南方发现了大量煤矿资源，而北方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也在逐步增强。”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续道：“每当毛主席思想在某地深入人心，那里的工作和生产必然蒸蒸日上。此规律不言而喻。”毛主席闻言，轻轻摇了摇头，显然不认同这一观点。

毛主席曾言：“关键在于我们依赖何人。有人依赖专家来管理工厂。在工业领域，我认为必须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包括外籍专家。然而，除此之外，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

毛主席的教诲在于强调，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倚重专家的力量，这其中自然包括外籍专家，同时亦需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体作用。林彪同志紧接着补充道：“关键在于激发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亦随声附和道：“我实地考察了一番，发现形势相当乐观。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干劲十足，甚至中学生也纷纷自发创办工厂。”讨论完经济议题后，常委们转而热议政治议题。周总理进而提出：“此外，还需关注党代会的相关事宜。”

康生言道：“恐怕若干县、市，乃至个别省、市，亦将召开党代会。”

毛主席曾言：“党代表大会不仅要自下而上召开，亦有些情况下需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康生则回应道：“两种方法均可行。”

周总理分析指出：“届时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之际，各省、市、自治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我认为基本上是能够实现的。”

毛泽东询问：“各地整党的工作不是早已展开了吗？关于‘淘汰旧人’这一环节，进展如何？似乎成效不太显著吧？像蒋南翔这样的干部还是留下为宜。”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1968年毛泽东主席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搁置）起来。——作者注）

“有些人长期处于挂起状态，我认为他们还是应该投身劳动，与群众密切接触为佳。”

毛主席觉得议题的讨论已相当充分，便言道：“今日，我们已确定了大会议程。会议就此结束吧！”

8月22日晚上8点，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期举行。与会人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同志分别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九届二中全会议程安排所进行的讨论与意见。

在传达会议的过程中，周总理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部分经济指标较文革初期呈现下滑趋势。言及此处，江青突然插话，坚称农业生产并未出现下滑。周总理随即回应道：“我所说的乃是指工业领域。”

在周总理提及解决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随即插言道：“回顾日本侵华时期，南北交通一度阻断，彼时的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又是如何得以解决的，我们尚未明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将常委会的讨论内容一一阐述完毕后，便让我对讨论内容进行补充。

在1970年8月23日的午后三点，庐山礼堂迎来了九届二中全会的隆重开幕。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齐聚礼堂内的小型会议室。毛主席询问周总理与康生：“你们二人谁先发言？”话音刚落，林彪便迫不及待地表示：“我有几点想法需要提出。”（据毛主席于8月31日所撰《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标题中的“一点意见”似乎正是对林彪此番“讲点意见”的直接回应——作者注）

林彪提议发表讲话，周总理与康生随即回应：“那就请先行。”林彪的讲话内容，大多数常委在事前均未得知。在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过程中，林彪并未提及此问题。毛主席目光投向林彪，指示道：“那么，你们三人便先行发言吧！”话音刚落，会议铃声响起，常委们依次步入会场，并在台上落座。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周总理随即宣布会议议程，林彪作为首发言者，开始了他的讲话。

林彪首先表示：“昨日午后，主席召开常委会，对本次会议作出了关键性指示。近期以来，主席对宪法修订及人代会的召开事宜均表现出深切关注。宪法的修订与人代会的召开，均为主席所倡议。我深以为这是极为必要且恰逢其时的举措。在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召开人代会及修订宪法，不仅有助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深化反帝反修斗争，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林彪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随即步入正题。他言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

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反复阐述其见解，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个半小时。显而易见，他对此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演讲过程中，他手拿讲稿。然而，他的发言并未涉及形势分析或其他新议题。尽管台下的掌声热烈，我却注意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讲时，情绪愈发不耐烦，明显流露出不满的神色。

周总理与康生均显露出焦急的神色。陈伯达却听得格外专注。林彪的发言结束，已至四点半。毛主席对周总理和康生指示道：“你们接着说吧！”言辞间透露出一丝不悦。周总理察觉到毛主席的情绪，便说道：“计划的相关资料和文件均已备齐，我不再赘述。”康生亦表示：“宪法的解释说明已发放至各位手中，无需再谈。”随后，毛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当晚，周总理召集政治局委员及各区域召集人举行会议，部署各小组就宪法与计划议题展开讨论。吴法宪于会上强调林副主席的发言至关重要，提议应深入学习，并要求重放其讲话录音，与会者纷纷表示赞同。周总理鉴于众人意见，遂决定于次日24日上午安排与会代表聆听林彪的讲话录音，随后在下午对林彪的讲话进行深入研讨。

8月24日的清晨8时整，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外，与会全体人员齐聚庐山礼堂，共同聆听林彪同志的讲话录音。此次会议由我负责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同志以及康生同志亦莅临现场。录音播放了两遍，直至11点半，会议才圆满结束。

在播放录音之际，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分发给与会者。与会人员纷纷鼓掌，显示出对这一提议的广泛支持。周总理便命我向毛主席请示。散会之后，我即刻向毛主席汇报了此事。毛主席回应道：“既然他们都赞同印发，我亦无异议，你便照办吧！”毛主席还特别叮嘱道：讲话稿需经林彪审核后方可予以分发。

我迅速将毛主席的指示通过电话传达给了周总理。周总理指示道：“请你立即着手处理，先行印制出初稿，交由常委会审阅。”于是，我派遣王良恩前往林彪处取回讲话稿，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成功带回。25日，我再次派遣他前往，结果依旧未能如愿。而在24日上午会议结束后，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将一份材料悄悄塞给了我，并叮嘱道：“请将这份材料打印五份。”

“这乃是一部天才的杰作。”

《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由卡尔·马克思撰写，其中弗朗茨·恩格斯为其德文第三版撰写了《序言》。该文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221页。

列宁赞誉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在翻阅这些评论之际，你仿佛置身于与那位杰出思想家的直接对话之中。”——《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

2.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全在于他解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提出的诸多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 马克思的卓越之处，便在于他率先从这一理论体系中提炼出对全球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并始终坚持这一观点。这一洞见，即阶级斗争的理论。

《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渊源与核心构成要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82页

4．在《预言》一文中，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对未来世界大战的论述，并对其表示高度赞扬：“这真乃天才的先见之明！”——《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若缺乏“十数位”具备卓越天赋、经过严格考验、接受过专业培训且能高效协作的领袖，任何社会阶层均难以持续进行坚定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8月24日的午后，各小组展开了关于林彪讲话的深入讨论。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依次在各自的小组中率先发言。他们同步引用了相同的语录，遵循事先约定的统一口径，煽动情绪愈发激烈。当日下午三点，陈伯达莅临华北组参与讨论。他步入会场之际，正有一位同志在发表见解。主持人遂打断该同志的发言，示意陈伯达优先发言。

陈伯达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

“一些反动分子听闻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竟兴奋得无法自持。”

陈伯达

我亦曾参与华北组的研讨。陈伯达先生言谈间夹杂着浓厚的福建乡音，旁人难以领会，唯有懂得的同志为之担任口译。当他描绘“欢喜得跳起来”的场景时，更是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生动形象。

叶群于中南组发言强调：“林彪同志在众多场合均曾高度评价毛主席为最杰出的天才，认为毛主席的知识和智慧远超马克思、列宁。难道这些赞誉都需要撤回吗？我坚决反对，即便面临生死威胁，也绝不撤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即便黄永胜当时仍滞留于北京，他亦已预备了一份内容相同的书面陈述。陈伯达在华北组的激昂演说，激起了众多不明就里的同志们的情绪。陈伯达发言结束后，其他几位同志也相继发言，纷纷表达立场，一致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立，并支持毛主席出任国家主席之职。

在会议期间，我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那时，我未能看穿陈伯达的阴谋，因此在发言中，我表达了对林彪讲话的支持，并表示：“中央办公厅机关与八三四一部队在讨论修订宪法时，均热切期望毛泽东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位。”“我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节。这不仅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期盼，也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心愿，更是我个人的强烈愿望。”